中國考古學走過了百年歷程，將這一歷程的縱向發展與國際考古學界的發展作一橫向比較，可以發現許多值得深思的現象。雖然當下新材料不斷涌現、學界思想活躍、科技考古蓬勃發展，但是考古學學科內部的隔膜與分歧卻在加深。我們試圖通過學科交叉達到歷史重建的目標似乎仍然遙不可及。在這種背景下，筆者認為應該建立能夠整合歷史、科技和人文不同取向的考古學。

　　發展與問題

　　西方考古學在20世紀初進入中國，但這門學科的誕生建立在17—19世紀歐洲古物學和地質學的基礎之上。世界各國考古學大體上都伴隨著早期歐洲學者的探險而向外輸出。雖然世界考古學研究都有相通之處，但是考古學在不同國家被采納的過程，會受到本國社會背景和學術傳統的影響而導致歧異的發展。比如，中國考古學的引入是由“古史辨”運動促成的，特別是殷墟發掘的成功，確立了這門學科“證經補史”的學術定位。

　　20世紀上半葉，我國考古學基本上處于材料積累階段。1959年，學界開始整理新中國成立十年來的考古發現，才開始用“考古學文化”構建史前文化的時空框架。蘇秉琦先生提出的“區系文化類型”也可以看作柴爾德考古學范式的翻版。雖然我國考古學以重建國史為己任，但是由于缺乏實證主義的探索，以類型學操作的考古學文化研究提供的是一種物質文化的發展史，而非人群和社會的發展史。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中外學術交流的頻繁，考古學出現了第二次西學東漸的浪潮。面對國外五花八門的新理論、新方法和新技術，考古學者感到十分新鮮�？脊艑W實踐也開始超越類型學、遺址遺物描述和年代學，嘗試探索人地關系、聚落形態，以及社會復雜化等方面的問題。但是，對于理論與方法的借鑒存在明顯的不平衡。技術方法因其實用的特點很快被中國考古學界普遍采納，而理論涉及個人觀點、立場和偏好，爭議和分歧往往較多。由于科技測試提供的洞見遠勝于類型學相對模糊的解釋，使得我國科技考古發展迅猛，風頭大有蓋過田野考古之勢。各研究所和高校紛紛建立實驗室，無論是專業隊伍、資金投入還是發表成果都大幅增長。然而，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兩類學者的受訓背景和思考問題的角度不同，使得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長期處于兩張皮的尷尬狀態。這就造成了不同領域的學術專攻成為各個小圈子里的交流，相互之間難以溝通，更談不上學科交叉共同完成歷史重建的任務。

　　目前，田野考古與科技考古的疏離有日益加劇的趨勢。一方面，有些高校的專業培養開始將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分離開來�？萍伎脊艑�業偏好招收理科出身的學生，而一些學者在培養學生時不太要求他們補修考古學和歷史學方面的基礎課程。另一方面，科技考古出成果更快，而且容易發表在外刊上，使一些學者產生了“優越感”。他們常常覺得田野工作的作用是為科技分析提供材料，偏好用數據說話，傾向于把復雜的人類行為和歷史過程簡化為統計表格或一對一的因果關系。這類學者有一種科學的“優越感”，認為探討考古學問題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為“文科思維”，沒有意識到文化歷史現象極其復雜，絕非物理化學那樣的機械關系。

　　技術測試本來是為考古學服務的方法，但是純科學主義的價值取向使得科技的門面越做越大，而背后的歷史建筑卻愈顯單薄和簡陋。目前，在我國涉及考古學戰略性課題的一些自然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科技專家已經成為主角。這令人想起某些學者的告誡，即如果沒有人類學的參照和歷史問題的意識，考古學有再次回到單純采集古物的危險，盡管科技分析采集的是另一類古物。而且，考古學的“錢包”不是“無底洞”，一方面的奢侈必然導致其他方面的匱乏。

　　田野考古還沒有完全跳出類型學和地層學的窠臼，科技考古的板凳還沒有坐熱，國史重建的目標還遙遙無期，國內有些學者開始采用超前于我國當下實踐的“后過程考古學”概念，強調考古學闡釋的相對主義和人文價值。在建立中國特色考古學的熱潮中，后過程考古學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為，這類學派認為實證主義的考古研究不足以重建過去，人類的過去不可能有單一和客觀的看法，從不同立場出發有著不同的觀點和道理。于是，考古學又回歸“歷史特殊論”，在強調中華文明發展獨特性的同時，力求建立與國際范式和術語有別的特殊考古學。這種發展趨勢印證了布魯斯·特里格在《考古學思想史》一書中的觀察，即世界各地的考古學一直受到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并會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而改變。

　　雜糅與整合

　　國際考古學范式的變化，經歷了不斷優化的方向性遞進過程，如過程考古學彌補了文化歷史考古學見物不見人的缺陷。同樣，后過程考古學強調人類的思想和能動性，彌補了過程考古學僅將文化看作適應手段的不足�，F在，它們大體被看作互補而非對立的范式，并以升格版的認知—過程考古學為代表。

　　然而，考古學在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各種理論方法被孤立、凌亂和選擇性地引入中國，并經歷了本土化的改造。而且，各種理論方法的引入時間，大大滯后于原范式的流行時段，使得新舊方法雜糅，過時與超前并存。這加深了各種考古研究理論方法之間的隔閡，使得彼此無法契合。

　　作為地質學家的安特生只是將田野調查引入中國，在研究方法上并無貢獻。李濟最早從青銅器和陶器入手，以形態為基礎，建立了自己的型式分類系統。該系統旨在建立一種器物的排列方法，便于學者之間的交流，并沒有用它建立年代學或文化的發展序列。蘇秉琦借鑒瑞典學者蒙特柳斯的類型學，對器物進行排列和描述，并構建年代序列。他的文化區系類型完全是建立在陶器組合的基礎之上。

　　“考古學文化”概念是文化歷史考古學的核心概念，它引入中國的時間要比類型學晚得多。而且，我國學者為考古學文化所下的定義與柴爾德“總是反復共生遺存的某些類型——陶器、工具、裝飾品、葬俗、房屋式樣”的定義有一定出入，用其構建的文化時空框架也不如柴爾德的鑲嵌模型細致。文化歷史考古學的闡釋主要依賴傳播論，以追溯文化和人群的起源、傳播和發展。直到今天，我國考古學的主要范式仍然立足于蘇秉琦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

　　20世紀80年代，過程考古學范式開始影響中國。各種科技方法紛至沓來，但是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歷史考古學范式并沒有因勢而變。這就造成具有實用價值的技術手段被采納，而問題導向的相關理論卻受到排斥，使得科技考古與傳統范式鑿枘不投。研究不同材料的兩派學者沒有共同的話語和互補的目標，成果只能以獨立章節或附表形式體現。

　　反觀歐美學界，則體現出理論方法密不可分，科技方法是用來檢驗經濟和社會演變理論的手段。比如，20世紀40年代末美國考古學家羅伯特·布雷德伍德在新月沃地開啟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先河，就是為了檢驗柴爾德關于農業起源的“綠洲理論”。環境考古最后證明，近東的農業起源并非冰后期的干旱所激發。

　　我們應該意識到，即使科技測試獲得再多的數據，無論有些結果如何令人耳目一新，若無助于解決文化變遷問題，那么這些數據和結果仍然是孤懸于歷史之外的雪泥鴻爪�？萍伎脊攀强脊艑W重建過去的手段，是田野考古的同盟軍，但其本身不足以構成一個獨立探索的領域。離開了歷史重建的目標，那么它將變成空中樓閣。無論積累的數據如何豐富，它們仍然像陶片一樣，是一堆碎片化的證據。

　　目標與路徑

　　中國考古學如要真正達到國史重建的目標，首先需要更新范式，為科技方法進入考古學形成的學科交叉提供問題導向�？脊艑W的歷史重建與文獻歷史有本質的區別，其研究材料的物質性決定了必須依賴自然科學手段的幫助，以提煉其中不可直觀的隱形信息。而且，考古學與歷史學相比，更加擅長探索環境、生業、技術、人口和社會復雜化的長時段發展。對于科技考古工作者，應當熟悉和掌握當代考古學的新范式和新理論，努力為解決各種考古學難題提供關鍵信息。所以，田野考古和科技考古應該是協同合作的系統工程，以共同問題指導發掘、采集樣本、選擇分析方法，然后檢驗假設，構建理論模型并作出結論。

　　考古學擅長重建的并非歷史文獻的那種政治史和編年史，而是人類適應環境、改造環境，將自己組織起來，從原始游群向國家和文明社會發展的整體史。在進入歷史時期之后，考古學仍然能夠提供文獻記載所沒有的環境、人口、經濟、貿易和族屬等方面的背景信息。就研究人類的過去而言，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而且，這門學科是人類歷史99%以上時間長度唯一的信息來源。由于考古學研究的對象主要是物質文化，所以它的分析方法更像自然科學，需要收集證據，做實驗，提出假設，用更多的材料來檢驗假設，然后構建一種模式來作結論。然而，這種結論性綜述或歷史重建必須以人文學科的語言來表述，以重現古人的行為、思想和情感。

　　在科技手段日益滲透到考古學各個領域之時，我們必須同步增強理論指導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對于考古學家和科技專家同等重要。就目前我國考古學的現狀而言，迫切需要在問題意識上取得一致。比如，環境考古、動植物考古和同位素分析原來是在文化生態學理論指導下的操作路徑，用來探討史前期人地關系的變遷。因此，我國田野考古工作者應該重視物質文化的功能分析，超越器物分類去探索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問題�？脊艑W闡釋也不能再囿于起源和傳播，而要重視文化變遷的內部動因�？脊胚z存作為人類文化的產物，在原來的活體社會系統中分別在經濟、技術、宗教、政治或社會組織中發揮作用。探究不同文物使用的社會價值，是考古學透物見人的第一步。

　　要讓靜態的物質遺存活起來，就應該將它們放到活的有機系統中去思考和分析，了解它們之間的互動和影響。這就是過程考古學的系統論思維，要把物質文化放到環境、技術、經濟、社會、貿易和信仰等不同子系統中去觀察它們動態的作用。這些子系統彼此獨立又相互影響，維持整個文化系統的運轉。某個子系統的變化可能會影響到整個系統的變遷，比如環境、技術和作物產量的改善，都可能影響到定居和人口的增長，從而導致剩余產品的積累，引發財富的集中和社會復雜化的進程。在這個基礎上，考古學從歷時過程觀察文化功能和系統的變遷，就能分辨影響文化變遷的動因，從而對社會發展作出比較可信的解釋。

　　文化歷史考古學應該繼續改善和發揮其類型學和地層學優勢，為社會文化的功能和過程分析提供更加細致和精密的時空框架，以觀察社會演變�？萍伎脊攀沁^程考古學的得力助手，可以為環境適應、技術、經濟、貿易和人口變遷提供歷史重建的關鍵信息。古代社會的宇宙觀、宗教、意識形態是難度最大的探索領域，后過程考古學在這方面的嚴謹探究也需要建立在扎實的民族志、歷史學、藝術史、民族史研究和類比的基礎之上。通過這樣一種范式的更新和學科的交叉，考古學才能重建一種涵蓋技術經濟、社會結構和意識形態的整體史。

　　在當下考古學科日趨專門化的情況下，無論是有著不同專攻方向的學者還是高校研究生的基礎訓練，都要重視學科之間的溝通，避免畫地為牢。理科背景出身的學者需要更加熟悉田野考古基礎知識和社會科學理論，田野工作者也需要更加了解各種科技手段的基本原理和功效，熟知文化人類學和歷史學的經典。這樣的學科訓練，才能將考古學、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知識融為一體，真正做到多學科交叉。這種學科交叉的目標是形成同一個研究“整體”，各學科專家相互熟悉并借助彼此的學科優勢，并習慣于長期合作。這種方向既與國際的學科發展趨勢保持一致，又能更好地勝任中國考古學國史重建的艱巨任務。（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